按语：钱宁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泥沙专家。1955年自美回国，在中科院水工研究室工作，1958年合并成立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时任河渠所副所长。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到山西，1973年调清华大学,1985年1月～1986年12月期间担任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顾问委员会副主席。本文是钱宁教授的夫人龚维瑶教授最近写的纪念文章。钱宁先生的学识与优秀品质，值得我院广大科技人员学习。(高季章)
迄今，钱宁离我们远去已十六个周年有余了。从他1955年自美回国，至他1986年12月去世，在他任职31年期间，除了因民族遭难，工作完全停顿年代之外，不论他个人处在何种艰难困苦境遇下，他的思虑从未离开他执着追求的水利泥沙事业，但凡有一点可供工作的机会，他都不遗余力地去利用它以获得一定的成果。一位在他病重时来探望他的北京市委书记，就曾这样感叹地赞誉他：“你走到哪里，贡献到哪里。”
钱宁，这个对我来说，有特殊含义的称谓，对他的同志、战友、兄弟和学生，又何尝不怀有亲切的内涵。他们思念他，敬慕他学识底蕴之深厚，更深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至今，他们遇有机会，又总是向他们的学生，更年轻的一代，传诵着钱宁过往感人的事迹。钱宁心胸开阔，为人敦厚，无论走到哪里，他总能团结一批人，集中群体之智慧，协同工作。在工作任务完成中，他从不忽视每一个同志为之付出的劳动。他对年轻人关爱至切，因为他们代表着未来。他在与年轻人交流中，也总是注意从他们身上吸取思想的养料，以获得见解的更新。如此相互促进，得使事业后继有人，事业加速地发展。
然而，钱宁的行进道路并不平坦。他的工作在被有识之士认同，甚至在获有先进工作者称号的同时，每逢运动，他必首当其冲。病中，他向一位病友诉说：“我动辄得咎，总在检查，却不知该检讨什么。”
钱宁是非能作违心之谈的人，何况总是在学术问题上被上纲上线。就这样，长久下来，钱宁，一个每次谈话常是以开怀爽朗笑声终结的人，逐渐地沉默了，显露出郁闷寡欢的神情，每思至此，我不竟唏嘘。尤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他人未尽其才。在病中，一次他不无感慨地向我说：“国家干什么要那么折腾啊!差一点我连一本书都未贡献出来。”在弥留之际，他尚遗恨地念叨，他的理论刚具雏形，却不料患此绝症。
哀哉!今天泥沙界同志何尝不因此叹惜：“如果钱宁尚在……”这不能不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1978年，总算是科学的春天来临了。1979年9月，中央领导同志特为我们这批曾遭特务之嫌的留美归国同学公开集体平反。所以选在9月，是要使我们能过一个愉快的国庆节，我们确实感到宽慰。但不料正当钱宁日夜奔忙、一心想把失去的时间重新抓回来之际，他在这年十月底出现血尿，经诊断患有肾癌，已属晚期。其后的治疗条件较好，他竟奇迹般地活了七年。这时，他已不能再作野外查勘，他不失时机地坐下来著书立说。在此之前，他之所以未能写作，并非为时间所限，而是外部条件不允许，即使在1960年，他因病在家休息，一提笔，也会遭到有名利思想的非议。他的第一本大作，《泥沙运动力学》，在他留美期间，即广为收集资料并写下了初步提纲，在以后的培训班上，曾结合实际，几易讲稿进行教学。这些文稿所幸在“文革”中未遭没收损坏，以后他去干校，下放山西，随身携带的，首先是这批文稿。此时，他更不得不抢在时间前面，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在两年时间内完成了这本近百万字的巨著。在本书的序言中，钱宁曾留下二如下的语句：“回顾本书编写过程，握笔伊始，犹在华年，而今掩卷住笔，竟已白发苍苍，三十年沧桑，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此书方得以最后完成付梓。”阅读至此，能不令人黯然。
《泥沙运动力学》出版不久，即获得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钱宁去世后，经一些专家学者之助，并在各方面资助支持下，将此书译成英文，1999年由美ASCE出版。出版不久，即享誉国外，成为AS“畅销书，美一著名书评Choice杂志并评之为2000年度杰出学术著作。
钱宁写第二本著作，《河床演变学》时，病情再度恶化，其中绝大部分，他不得不口述录音，由同志帮助记录而成，在他去世后不久，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泥沙界、地理界学者对此书评价很高，但因我当时尚处在悲恸中，该书责任编辑家中也遭不幸，错失当年全国科技图书请奖时机，后由水利部颁发了水利部优秀科技图书奖。此书是钱宁与同志们多年实践创新之作。由于这门学说在国际上尚处在发展阶段，新作很多，钱宁业已故去，原书无法修订再版，我们不能将之译成英文介绍出去。实际上这两本书，早在钱宁于病榻着手写作时，当时的国际水利学会主席，美Iowa大学肯尼迪教授即相约日后为之译成英文出版，不幸这位教授后也因患癌症去世。
第三本著作《高含沙水流运动》是由钱宁主编和清华大学同仁合作书写的。实则这是钱宁多年研究中国河流特色的理论总结，不幸此时已临近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由于等待一位研究生的实验结果，他竟未能完成本该由他执笔的本书最后一章总结，即与世长辞了。此书后来也获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
钱宁于1973年调来清华大学，当时仍在三门峡基地工作，直到1978年，全国形势转好后，才回到北京。这时，他多年的抱负，对泥沙事业发展远景蓝图得以规划起来。首先，在他多方奔走之下，创建起清华大学的泥沙研究室。从实验室打地基始，他竟盼到研究长江三峡的模型实验在泥沙研究室内开始运转。一支科技队伍，最终在他努力劝说、争取之后巩固了下来。国内此时已有招收研究生的政策，室内因此又增添了一批新生力量。与此同时，钱宁又广邀水利界、地理界有名学者，继1964年之后，再次在清华办起泥沙专业培训班，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水利机构的技术干部。
钱宁热爱教学，他以教学育人的思想为指导，讲课时，全身心地投入，生动有色，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听者深受其感染，在习得知识的同时，激发出对这门学科深厚的兴趣。实则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钱宁在美已获有清华大学聘书，现在虽有这份迟到的调遣，无奈他已病魔缠身，无法大展其宏愿了。临终前夕，他尚遗憾当初未能分配到学校教学，否则，今天他是桃李满天下了。但是他怎能知晓，在他去世之后，我每到一个水利机构，遇到一些曾是培训班的学员，或者曾与他共事，甚至只是读过他著作的青年同志，都会一个个地走来告诉我他们是钱先生的学生，听到这满怀深情的慰问之词，我不竟热泪盈眶。
这些青年学子，在钱宁去世前后，多少已成为所在机构的技术骨干，而今他们的学生也有不少是学科带头人了，清华当初的研究生如今更成为这支队伍的中坚力量。眼见在今天全国水利建设大好形势下，泥沙事业已在全国遍地开花，钱宁和他的前人、同仁们曾为此打下的坚实基础，应是功不可没的，钱宁地下有知，或也能稍感慰藉。
1990年，我独自回到美柏克来加州大学，见到一位小爱因斯坦学生的学生，来自中国，却惋惜钱宁回国不值得，否则后来会在加州大学承继爱因斯坦的衣钵。我虽向他述说对何谓值得、不值得的看法，并未能说服他。1993年，我到台北，顺便去台湾大学水工实验所看看，他们早已知悉钱宁，特意邀了一些教授和我座谈，座谈中忽有一人问道，钱先生父亲在台湾……(大意是有一定地位)，你们当初为何未回台湾。我以上述中国留学生为例，挑明这是否也是值得和不值得的问题。我说正是因大陆有大江大河，任钱宁驰骋，他才得有今日的成就。
我也不讳言，我们在“文革”中受到一些冲击，而这并非个人之事，钱宁在“牛棚”中就豁然意识到这是民族的灾难。
我们在美的小女儿，由于她幼小时，见到的就是他父亲挂牌游街，和他父亲进进出出“牛棚”生活的情况，自不免对国家留下的是一团黑的印象，偶而也会说出我们不该回来。一次，我不得不严肃地向她说明，我和她父亲生活中虽遭受不少坎坷，绝从未因回国稍有悔意。
事实上正是在祖国这块土地上，钱宁寻得了自我，实现了自我。也是在1990年，我在美遇到一位来自台湾的华裔水利教授，尽管他在美工作稳定，家庭幸福美满，他却向我道出无以为家的感觉。
今天我们国家社会问题仍然很多，制度也很不完善，但这是我们生息所在，是我们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一块土地，正如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父母一样，不能选择我们的祖国。在国家前进的路途上，尤当国家处在困难进程中，钱宁从来不是一个旁观者，他一次又一次地怀着使命感，永远和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同舟共济，无怨无悔地奉献了一切。
然而，天未能尽遂人愿，钱宁过早地走了一一是带着不少遗憾走了。他给人留下的是一阵清风，令人怀念起他时，总有一种平和、亲切温馨的感觉。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